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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DNA鑒定意見書面審查的若干問題 時間:2015年12月22日

    公訴處 張申杰 余超



    摘要: DNA鑒定意見是認定案件事實、指控犯罪行為的重要證據。在刑事訴訟法將“鑒定結論”重新定位為“鑒定意見”、DNA鑒定意見有其自身局限性且可能導致錯案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應當對DNA鑒定意見進行謹慎地書面審查。書面審查的主要內容包括:DNA鑒定意見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備;鑒定人是否具有回避情形;偵查機關是否將鑒定意見告知當事人;DNA檢材的來源是否合法;鑒定意見是否具有邏輯性、明確性。在審查過程中,還應當關注DNA鑒定意見與非法證據的排除和證據補強。


    關鍵詞:DNA鑒定意見;書面審查;非法證據;證據補強



    DNA鑒定是應用生物學的方法,對涉及法庭科學領域的人體生物性檢材進行DNA比對,從而得出二者是否相同或者是否有血緣關系的鑒定意見的技術和方法。世界上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應用DNA分析技術辦案,解決刑事案件問題。我國從1989年開始,由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將該項技術運用于偵破案件。運用DNA鑒定而獲取的DNA證據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刑事訴訟程序當中認定案件事實、指控犯罪行為。僅在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一年當中,我院公訴部門受理涉及DNA鑒定意見(鑒定結論)的普通刑事案件就有105件137人。結合我院審查起訴的案件,本文將就DNA鑒定意見的書面審查談一點粗鄙認識,以期與同仁探討。


    一、DNA鑒定意見審查的必要性


    雖然DNA鑒定意見被冠以“證據之王”、“科技福爾摩斯”、“鐵證”等稱號,但DNA鑒定意見并不能天然地獲得證據資格,它若成為指控犯罪的證據,需和其他證據一樣經查證屬實。DNA鑒定意見只能揭示檢材屬于某一個個體或者與某一個個體存在遺傳關系,它自身無法證實案件的全部真相,更無法指認兇手。而且,盲目迷信DNA鑒定意見的思維或多或少還存在于司法實踐之中,有學者通過對我國刑事判決書的分析以及結合我國臺灣地區和英美國家的司法實踐,認為“法律實務人員對DNA證據幾乎不加質疑的現象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因此,公訴人在嚴格執行兩個證據規定的基礎上更加理性、謹慎地審查DNA鑒定意見極為必要。


    (一)觀念的更新——刑訴法對鑒定證據的定位


    刑事訴訟中的“鑒定”是指包括法醫類鑒定、物證類鑒定、聲像資料類鑒定在內的司法鑒定,而DNA鑒定是法醫學鑒定的一種。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種證據類型,“鑒定”的法律術語表述經歷了從“鑒定結論”到“鑒定意見”變化過程。96刑訴法第42條規定“鑒定結論”為七種證據類型之一;2005年全國人大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首先使用了“鑒定意見”這一表述,將“司法鑒定”界定為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2010年5月“兩高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繼而也采用“鑒定意見”這一表述,將其與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并列為證據類型的一種;2012年刑訴法將原刑訴法中“鑒定結論”修改表述為“鑒定意見”,列為八種證據類型之一。有觀點認為“鑒定意見”的客觀性不足而主觀性太強,而建議改為“鑒定結果”。這種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因為司法實踐中一些純粹經運用科學方式方法鑒定后產生的數據,例如對醉酒駕駛機動車輛的駕駛人血液中酒精含量進行鑒定,得出反映被鑒定人醉酒程度的比值,就很難稱之為鑒定人個人的主觀意見。這種觀點的不足也顯而易見,因為“結果”一詞,仍然難以褪去鑒定為終局性的色彩,難以修正過分強調客觀性的傾向。正如有的學者所言,“‘鑒定’本來就是帶有很強的專業性、技術性的活動,使人‘望而卻步’;再加上‘結論’二字,似乎已蓋棺定論,不可動搖?!倍耙庖姟币辉~,有破除對“結論”望文生畏的目的,更符合鑒定的證據屬性。


    從“鑒定結論”到“鑒定意見”表述的變化,意味著鑒定這種證據形式回歸到其本來的定位。在證據體系中,與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勘驗檢查筆錄等其他類型的證據相比,DNA鑒定意見作為鑒定的一種類型,不具備優越的證據地位,并非結論性、終局性的證據。在鑒定過程中,鑒定人借助、運用專業的知識、規范的程序和既定的標準,對客觀存在的鑒定對象例如DNA鑒定中血液、唾液、毛發等生物檢材進行鑒定,得出可以用數學語言或者數學模式表述的判斷和認識。這種稱之為“意見”的判斷和認識,既包含了科學的知識、規范或者標準的客觀因素,又包含了以理性的人為主導的主觀因素,這與刑事案件中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物證、書證等有著重大區別。


    (二)客觀的需要——DNA鑒定意見本身的局限性


    DNA鑒定意見本身的局限性突出表現為同一性認定存在例外?,F代遺傳學表明,同卵雙胞胎或多胞胎的DNA基因完全相同。這意味著通過DNA鑒定無法識別同卵兄弟姐妹。因此,如果同卵兄弟姐妹中有且有一人實施了犯罪,盡管DNA證據可以證明真兇就在同卵兄弟姐妹中,但是如果他(她)們相互推諉,則僅憑DNA鑒定無法認定誰是真兇,這種類型的案件在我國、美國、德國均有發生?,F代遺傳學還表明,每個人有且只有一組DNA基因并終身不變存在例外,即有證據證實有的人攜帶一組以上的DNA基因,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奇美拉”現象,在我國、比利時、日本、科威特、蘇格蘭、瑞士等國的司法鑒定中均有發現,甚至有遺傳學者推算,大約有10%以上的人身體內存在“奇美拉”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意味著個體不同組織或者器官中的DNA基因可能不同,這會給DNA對身份的識別帶來困難,例如從案發現場提取得血跡經DNA鑒定表明是某犯罪嫌疑人所留,但是這名犯罪嫌疑人并非作案人,可能是因為作為捐獻者進行了骨髓移植或者輸血,導致真正實施犯罪被移植或者輸血者的血液中含有前者的DNA基因,如果不認真甄別極有可能冤枉無辜。


    此外,在實踐中運用 “同一認定率”來衡量DNA“認定”的程度,也存在“偶然重合”的情況。同一認定率是100%與偶合概率的差,由于偶合概率非常低,所以同一認定率非常接近100%。隨著DNA鑒定技術的發展,偶合概率還會越來越小,這樣同一認定概率就越來越接近100%,但只能是無限接近100%,而永遠達不到100%。兩個無關個體偶然重合的概率雖然非常低,在有限次的試驗中不會發生,但在無限次的試驗中重合的概率卻是100%。也就是說,只要進行無限多次試驗,終有一次必然會出現“偶然重合”。


    (三)現實的警示——DNA鑒定意見可能導致錯案


    雖然DNA證據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廣泛運用,但是有了DNA鑒定意見并非就能保證辦成百分之百的鐵案。由于DNA鑒定意見本身錯誤或者運用失當導致的錯案并不鮮見,這時刻警醒著司法工作人員不可掉以輕心。例如,2004年新疆庫爾勒市“一命兩尸”案中,一男尸在一水渠中被發現,經DNA鑒定為雷某某,尸體被火化。后根據雷某某手機通話記錄抓獲犯罪嫌疑人苗某,苗某供認殺人之事,公安機關根據其供述在一處戈壁灘上挖出一具男尸,又經鑒定為雷某某。兩具尸體鑒定為同一人,顯然必有一錯。再如,2003湖北鄂州市“二次強奸”案中,一名農村婦女連續兩夜在家被強奸,隨后向當地警方報案。后來,警察經多方排查并“利用 DNA 鑒定”抓獲了犯罪嫌疑人。但在審判時,被告人拒不認罪,并申請重新鑒定。再次鑒定的結果顯示:被害人陰道擦拭物、內褲、毛巾上的可疑斑痕,非被告人所留,完全推翻了先前的 DNA 鑒定。


    二、DNA鑒定意見的書面審查


     在審查起訴階段,對DNA鑒定審查的方式是通過案卷材料進行書面審查?!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lt;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gt;的解釋》(下稱《刑訴解釋》)對于鑒定意見的審查規定了十項內容。結合實踐和DNA鑒定意見的特點,本文認為公訴人的書面審查工作包括以下內容。


    (一) DNA鑒定意見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備


    DNA鑒定是一個包括委托、鑒定過程、鑒定步驟、分析、鑒定意見在內的完整過程。顯然,公訴人難以對所有的環節進行同步審查,所能做的工作是審查DNA鑒定意見是否嚴格地符合法律的規范性要求,從而檢驗每個環節是否符合DNA鑒定的專業規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及司法部印發的《司法鑒定書規范》等對鑒定文書的書寫形式作了規定,包括:1、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稱、委托鑒定的內容;2、委托鑒定的材料;3、鑒定的依據及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4、對鑒定過程的說明;5、明確的鑒定結論;6、對鑒定人鑒定資格的說明;7、鑒定人及鑒定機構簽名蓋章。與上述規定相比,實踐中DNA鑒定形式上還包括簡要案情和鑒定機構聲明兩項。


    對于形式要件是否完備的審查,還包括對于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資格的審查?!豆矙C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均要求鑒定意見同時附上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資質證明,但是實踐中DNA鑒定文本中均未附鑒定機構、鑒定人的資質證明材料。本市DNA鑒定機構是上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其具有鑒定資質無疑。如果DNA鑒定文本上加蓋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專用章”,則可視為符合規范要求,即便未在鑒定意見中附其資質證明亦不會產生異議。此外,從目前來看,僅能通過審查鑒定人的簽名是否落實來判斷鑒定人是否具有相關專業技術或者職稱。一份DNA鑒定意見需要由兩名鑒定人和一名授權簽字人簽名,且應當在鑒定書中標明鑒定人的專業職稱??梢赃M一步完善文本規范性的建議是,借鑒法醫精神病鑒定意見文本的作法,在鑒定意見尾部注明鑒定人的司法鑒定人執業證號。


    (二) 鑒定人是否具有回避情形


    《刑訴解釋》規定對鑒定意見應當審查鑒定人是否存在應當回避的情形。但是,僅從案件書面材料難以直接判斷DNA鑒定的鑒定人是否有回避的情形。除了鑒定人應當依據有關法律的規定,在有應當回避的情形下主動提出申請之外,公訴人應當通過案卷材料發現案件當事人對鑒定人是否有回避的申請。由于偵查機關不會在DNA鑒定開始前專門告知哪些人員作為鑒定人,通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有權申請回避,而是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進行訊問、詢問的時候告知有權申請鑒定人回避。對于鑒定人應當回避而未回避的,應當重新鑒定,沒有條件進行重新鑒定的,如果鑒定結論與其他證據存在不可排除的矛盾,則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實踐中,極少發生案件當事人因為未申請鑒定人回避而對DNA鑒定產生異議的情況,但是由于申請回避權是當事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違反有關回避規定的行為是嚴重違法訴訟程序的行為,因此審查中需要關注在訊問、詢問過程中有無告知案件當事人有權對鑒定人員申請回避。要避免因為申請回避權未行使而導致DNA鑒定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的情況,本文認為應當強化鑒定人員的主動回避,同時在向案件當事人告知DNA鑒定意見內容時,一并告知鑒定人員情況。


    (三)偵查機關是否將鑒定意見告知相關人員


    根據刑訴法第146條的規定,鑒定意見依法必須告知案件相關人員(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特定情況下告知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訴訟代理人),這是保證當事人等依法享有訴訟權利的重要途徑。由于法律沒有規定告知期限,偵查人員往往不重視在偵查階段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知相關人員。如果鑒定意見確實存在差錯,因為未能告知相關人員并由其提出補充或者重新鑒定,而失去了糾正錯誤的契機,嚴重地還會影響到案件的定性。當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時,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鑒定意見,如果不服鑒定意見,申請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則會因為間隔時間過長,失去或者延誤了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的時間;而且,由于檢材的變化,有可能使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無法進行。審查起訴中,應當審查偵查機關是否將DNA鑒定意見告知案件相關人員的書面材料附卷,如果沒有相應書面材料附卷,則需要審查相關訊問筆錄、詢問筆錄中是否有記載鑒定意見已經向案件當事人告知的內容。 


    (四)DNA檢材的來源是否合法


    審查DNA檢材的來源是否合法是指審查檢材的來源、取得、保管、送檢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與相關提取筆錄、扣押物品清單等記載的內容是否相符,檢材是否充足。


    一是檢材獲取的合法性。DNA鑒定中的檢材是指精斑、唾液、血跡、汗液等等,這些檢材的來源往往是多樣的,有的是在案發現場地面提取的,有的是從相關的物證之上提取的,有的還是從人身提取的。無論檢材來自于何處,都應當審查檢材來源的合法性。以我院審查的楊某某故意殺人案為例,該案中鑒定書送檢的檢材有四種:①2號標識牌處的血跡;②嫌疑人楊某某額頭上的血跡;③嫌疑人楊某某身上繳獲的刀上的血跡;④被害人陸某某的心血。上述檢材顯然具有不同的來源,調取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冬F場勘驗檢查工作記錄》記錄在案發現場水泥地上發現①,因為水泥地板屬于不可移動的物體,所以使用棉簽蘸取,提取人為兩名現場勘驗檢查人員,《現場勘驗檢查工作記錄》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說明了①的來源;公安機關制作的對嫌疑人楊某某進行人身搜查的搜查筆錄記錄了從其額頭上發現血跡,說明了②的來源;《扣押物品、文件清單》、《抓獲經過》證實從抓獲犯罪嫌疑人時公安機關從其隨身攜帶的刀具上發現血跡,刀具屬于可以移動的物品且屬于案件中重要物證,因此將刀具從犯罪嫌疑人處依法扣押,說明了③來自于被依法扣押的刀具之上;《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證實,在對被害人尸體進行檢驗鑒定時提取了④??梢?,相關的書證材料能夠證實檢材所依附的物證來源或直接提取檢材的來源都具有程序合法性。


    二是檢材的保管、送檢。DNA鑒定檢材易受污染,因為檢材本身受到污染或者在提取、保存檢材的過程中檢材受到污染,導致出現錯誤結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或者導致難以檢測出結果。因此,公安部先后頒布了《法庭科學DNA實驗室規范》、《法庭科學DNA實驗室檢驗規范》等對檢材的保管、送檢等程序進行了嚴格規定。但是包括DNA鑒定在內的在案材料實際上無法反映出偵查人員在保管、送檢檢材的時候是否符合上述規定。例如在我院審查起訴的黎某某故意傷害案件中,公安機關從案發現場以及涉案人員衣物上發現了多處血跡,但均未檢測出結果。對此,鑒定人員解釋,地面提取的血跡未能獲得檢測結果的原因系提取血跡的地面較臟,可能存在化學性的物質對檢材有影響;送檢衣物上的血跡未能獲得檢測結果的原因系衣物為深色,可能其染料具有酸堿性,影響了實驗結果。


    三是檢材是否充足。檢材充足能夠確保提取了足夠的DNA,從而獲得DNA檢測結果。如果對衣物、毛巾上所留的血跡、汗液、精液等檢材進行鑒定后未能獲取DNA,則應當考慮血跡、汗液、精液等并不能遍布衣物、毛巾等全部,是否從衣物、毛巾上剪取的材質數量較少的問題,擴大剪取的范圍和數量。在我院審查起訴的胡某某故意殺人案中,胡某某捅刺被害人三十余刀,其所穿衣服上濺有大量被害人的血跡,但是鑒定機構僅對其所穿衣物、使用的兇器上各分別采集一處血跡進行鑒定,結果無法對比出衣物和兇器上存有被害人血跡,致使客觀證據不能與胡某的供述相互印證。事實上,經我院重新送檢,增加采集點,順利地鑒定出衣物及兇器上均留有被害人的血跡。 


    (五)鑒定意見是否具有邏輯性、明確性


    DNA鑒定意見的主體內容,包括“檢驗”、“分析”和“結論”三部分?!皺z驗”部分的主要內容是DNA檢驗的方法和結果?!胺治觥辈糠质歉鶕皺z驗”部分的DNA檢驗的結果,分析進行比對的不同檢材各自獲取的DNA上十六個基因座之間的似然比率?!敖Y論”部分是根據分析得出的“不能排除某某與某某是被害人血樣所屬的個體生身父母(適用于認定被害人身份)”或者“不能排除某血跡為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為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所留”的鑒定意見。有的鑒定意見沒有“結論”部分,有兩個原因會導致這種情況:一是檢材沒有獲得STR基因座分型結果,自然也就無法進行同一性認定;二是檢材獲得了STR基因座,但是比對不成功,或者說檢材之間DNA基因座的似然比率沒有達到同一性認定的標準。


    無論DNA鑒定意見中是否得出同一性認定的檢驗意見,都應當審查“檢驗”、“分析”和“結論”三個部分是否在邏輯上保持一致。以我院審查起訴的楊某某故意傷害案件為例,DNA鑒定意見中“檢驗”部分的DNA檢驗結果為:


    D8S1179


    D21S11


    D7S820


    CSF1PO


    D3S1358


    TH01


    D13S317


    D16S539


    0901-1


    12,13


    29,31.2


    12


    10,11


    16,18


    9


    11


    11,12


    0901-2


    12,15


    29,30


    11


    11,14


    15,18


    9


    10,12


    9,14


    0901-3


    12,13


    29,31.2


    12


    10,11


    16,18


    9


    11


    11,12


    0901-4


    12,13


    29,31.2


    12


    10,11


    16,18


    9


    11


    11,12



    D2S1338


    D19S433


    vWA


    TPOX


    D18S51


    D5S818


    FGA


    Amelogenin


    0901-1


    17,20


    13,14.2


    14,16


    8,11


    14,15


    7,11


    23,25


    X,Y


    0901-2


    17,18


    14,14.2


    16


    8


    13,19


    7,11


    22,23


    X,Y


    0901-3


    17,20


    13,14.2


    14,16


    8,11


    14,15


    7,11


    23,25


    X,Y


    0901-4


    17,20


    13,14.2


    14,16


    8,11


    14,15


    7,11


    23,25


    X,Y


     從DNA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編號為0901-1、0901-3、0901-4的檢材提取的DNA在D8S1179等十六個基因座上具有相同的基因型,而編號為0901-3的檢材提取的DNA與上述兩個檢材提取的DNA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型。因此,在“分析部分”表述為“犯罪嫌疑人楊某某身上繳獲的刀上”血跡中提取的DNA,在D8S1179、D21S11、 D7S820、CSF1PO、D3S1358、TH01、D13S317、D16S539、D2S1338、D19S433、vWA、TPOX、D18S51、D5S818、FGA、Amelogenin基因座型與被害人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似然比率(LR)為10.8×1018。編號為0901-2的犯罪嫌疑人額頭上的血跡因為與被害人不具有相同的基因型,因此在分析部分不表述。最后在“結論”部分表述為“不能排除標記為‘2號標識牌處’血跡、標記為‘犯罪嫌疑人楊某某身上繳獲的刀上’血跡為被害人陸某某所留”。


    三、DNA鑒定意見與非法證據的排除、證據補強


    (一)DNA鑒定與非法證據的排除


    2012年刑事訴法第54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nbsp;從實體標準上看,非法證據包括非法的言詞證據和非法的實物證據,即口供以及物證、書證,口供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證人證言,DNA鑒定意見顯然不屬于非法證據的范疇。


    《刑訴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了鑒定意見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的情形。本文認為,這些規定實際上確立了鑒定結論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則。但是上述規定并未像規定言詞證據一樣,區分哪些屬于絕對排除,哪些屬于可以經補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釋。結合《刑訴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本文認為在DNA鑒定中,下列情形屬于絕對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的情況:


    1、鑒定機構、鑒定人不具有法定資質的;


    2、檢材受到污染或者檢材與送檢的對象不一致的;


    3、鑒定的過程和方法不符合DNA鑒定的行業規范標準的;


    4、鑒定意見與案件待證事實沒有關聯的;


    5、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


    6、其他嚴重違反法定鑒定程序的。


    下列情形屬于可以經補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釋的:


    1、檢材的來源不具有合法性或者檢材所依附的物證屬于非法取得的;


    2、鑒定文書缺少簽名、蓋章的;


    3、鑒定文書中出現文字錯誤或者出現邏輯錯誤。


    4、其他違反有關規定的情形。


    以我院審查起訴的李某某、莫某某、羅某某三人運輸毒品案件為例,DNA鑒定將案件中三個紅色塑料包裝物上的涂取物與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血樣進行比對分析。根據本案的案情,這三個紅色塑料包裝物為藏在人體內的、裝有毒品海洛因的三個包裝物,但是除了公安機關《工作情況》之外,沒有其他證據證實這三個紅色塑料包裝物的來源,而《工作情況》顯然不足以證實上述物品來源的合法性。如果在案證據不能證實公安機關獲取上述物品的合法性,則鑒定意見因檢材獲取是非法的,將被排除而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二)DNA鑒定意見與證據補強


    2012年刑訴法第 53條對口供的補強作出了規定,但對于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是否需要補強,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但是由于DNA證據確實存在出錯的可能,且司法人員也容易迷信 DNA 證據,從而造成誤判。而且,僅有DNA鑒定意見而無其他證據相印證,則DNA鑒定意見為孤證,據此也不能定罪。因此,本文主張將 DNA 證據納入補強證據規則的適用范圍事實上,確立 DNA 證據補強規則也是“孤證不能定罪”原則的應有之意。


    四、結語


    2012年刑事訴訟法、《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等均為DNA鑒定的法律淵源或者法律依據,但過于原則和寬泛,目前還缺乏具體、明確的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規范DNA鑒定的全部過程。而且DNA鑒定是十分專業的領域,公訴人很難成為也不需要成為DNA鑒定方面的專家,僅僅通過書面審查還不足以達到審查的最終目的。因此,DNA鑒定意見除需進行書面審查之外,還需要在庭審中進行實質性的審查,最終確定DNA鑒定意見是否能作為定案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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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見杜國明:《論完善DNA鑒定程序規則的必要性及其思路——以美國刑事法庭對DNA證據的采信歷程為視角》,載《求索》2011年第4期。

    [2]陳學權《科學對待DNA證據的證明力》,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5期。

    [3]參見蘇云《論刑事司法鑒定結論的審查、判斷及認定》,載《中國檢察官》2010年第6期。

    [4]顧永忠:《抓住機遇 迎接挑戰 謀求發展——&lt;刑訴法修正案(草案)&gt;關于鑒定結論等問題的新變化》,載《中國司法鑒定》2012年第1期。

    [5]參見陳學權:《科學對待DNA證據的證明力》,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5期。

    [6]參見雷小政:《DNA鑒定“去神化”:是沖動還是理性?——聚焦科技時代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三)》,載《科技日報》2011年9月29日第6版。

    [7]參見陳學權:《科學對待DNA證據的證明力》,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5期。

    [8]參見雷小政:《DNA鑒定“去神化”:是沖動還是理性?——聚焦科技時代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三)》,載《科技日報》2011年9月29日第6版。

    [9]參見陳學權:《科學對待DNA證據的證明力》,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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